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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顯示的是 8月, 2020的文章

我這一代的文青是看志文叢書長大的

我這一代的文青是看志文叢書長大的。所以早在我們接觸什麼藝術之前,我們就有一個泛現代主義、泛存在主義的信念,覺得藝術家就是一個人面對最深刻、最永恆的問題。當我長大之後,我自然的把這種想法帶進了創作,我記得有一次我問一個外國的老師,為什麼這裡的藝術家都在合作,藝術不是應該是獨自一個人嗎?她當時回我一個大大的NO,我心裡想,妳才NO了。 也因為這樣,當我每次駐村的時候,我都會一直想,我到底來這裡幹什麼。但是如果我們完全放棄這種現代主義的信念,我們就會發現駐村是很合理的。因為藝術不再是藝術家從社會中抽離(因此什麼地方都可以),而是進入到社會之中,與各種人各種機構與議題發生關係,還有什麼能夠比起駐村更能有效地提供這種「經驗」。 然而我心中還是有些疑惑,當我進一步詢問,進入社會是指擴大題材,還是說把藝術代換為社會行動,這裡就會發生問題。如果是擴大題材,這基本上也是一個比較讓大家接受的看法,那其實藝術家可以繼續從事他們藝術轉化的活動,就像竇加也直接面對那些妓女,但是研究色塊與肌理。 但如果我們說進入社會是指藝術根本意義上變成一種社會行為,那藝術家繼續說社會議題需要經過藝術轉化就有點奇怪。因為這裡不應該標舉出另一個獨立的領域。如此我們才能說藝術與社會、道德是不可分的。這時候竇加就不是當代藝術,他只是一個帶有部分社會藝術的現代藝術家。 我覺得當代藝術在這件事情上在打迷糊仗,我們不說藝術有自身的邏輯,至少檯面上不說,但是實際上我們都覺得藝術介入社會是特別的,是不同於宣傳與社會運動的。這時候大家又變成現代主義者,談論媒材、個人心靈之關鍵性。 而據我片面的觀察,尼泊爾這邊的藝術家化解這個問題的辦法,我感覺是回到人。但是並非回到個人,個人在他們看來是右派的觀點。他們講的是一個在社會處境中的人,而藝術是一種挖掘深層邏輯進而喚起討論的工具,跟美感與超越性並不有直接關係。或著我們最簡單講,藝術家就是處理更細微感性經驗的政治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這也是一個方法。

作品的終點

我慢慢知道我到底關心什麼藝術問題,其實是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問題。我們到底讓作品具有描述的功能,還是說我們要抗拒它? 我覺得很妙的是,按理講左派是強調描述的,因為這樣與社會、大眾才有所連繫,而右派的藝術觀會傾向於某種於現實無關的超越。但是你看中平卓馬、班雅明這些具有左派意識的評論者,他們彷彿說好ㄧ樣都談一種去人的攝影,相對於某種他們認為屬於過去的「人的藝術」。譬如班雅明講到當時有種肖像攝影試圖透過照片去招喚那個對象的本質,但對他而言這是一種徒勞。他更興奮地去談論Eugene Atget這一類超越靈光的攝影師。 更明顯的是,他談到繪畫試圖整體性的去掌握對象,但是攝影或是電影,卻是將對象變成某種視覺的素材之一。譬如電影中的演員看起來比起劇場的演員更加的克制,班雅明形容這就是一種靈光的壓抑。這件事聽起來好像不好,但是班雅明對於那些貶抑攝影與電影的論調頗不以為然,他覺得攝影的本質就是非藝術。 中平也很討厭人以及表現這件事,他認為作品不是作者意旨的反應。甚至於作品也不是反映現實,他花了一大段批評所謂的寫實只是再現人們覺得有意義的事物,也就是第二真實。而描述某種程度上正是一種第二現實的運作,然後說巧合也不巧合,他也講攝影不是藝術。在中平與班雅明的系統中,靈光、藝術、再現可以視為一組概念,而攝影是相對於這個概念的另一種東西。 但是去掉人或是去掉描述之後的境地到底是什麼?又什麼是不寫實的真實?或著更具體的問一張全部準焦的畫面,或是一個電影畫面特寫,還是一張Atget的空曠街景到底在講什麼東西?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抽象的不得了,有時候甚至感覺他們講得比起什麼靈光、理型更來的抽象。 我認為有一個辨別的方法,重點其實不在於抽象與否,而是作品的終點在那裡。對於一個描述型的藝術而言,作品的終點不在作品之上,而是作品所聯繫的某個地方,所以寫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乃至於表現主義的藝術都可以算成ㄧ類。另外一種藝術是期待作品的終點就是作品。所以你不能從作品聯繫到某個歷史、文化以說明其意義。籠統地講,我覺得60到80的藝術家很多都在幹這件事,然後在此之前跟在此之後又回到了描述的世界。你看Judith Bulter如何diss桑塔格,其實爭論的點就在於前者相信照片總會描述某個東西,不管它如何曖昧,而後者卻對於照片的妙束功能強烈的懷疑。 熟悉藝術史的人,大概就會說這其實就是對於現代主義的告別。這樣說也是沒錯,

沒得翻牆的時候很想發文

沒得翻牆的時候很想發文,但是有臉書之後反而不知道講什麼。我只記得我站在成都的街頭,空氣是濕熱的,吐出來的煙在眼前不遠處就會消融,人的肢體彷彿沒有存在感。你可以攪動眼前幾立方的氣流,但是旁邊的人根本紋風不動,一公里外的人也是,一千公里以外的也是。我忽然發現一切與我並沒有如此重要的關係,並不是因為我發現我的自我完好無缺,而是我根本沒有什麼自我,至少還未發展成值得珍惜的程度。我不知道要投身什麼,也不知道如何保留,所以藝術啦、工作啦、以及種種人際關係都有一種無能為力的短暫從容,前進一步與後退一步都毫無意義,難怪西蜀是一個安逸的地方。唯一哀傷的是,多年以來與多年以後恐怕就是這樣,我會像無數人一樣平淡的結束一生,如果每一天都能夠平靜,這也不是一件值得立刻擔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