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廢文

我與大多數人一樣，在政治上傾向於一種自由派的想法：相信改良、相信個人主義、反對價值討論與行動直接的聯繫，以及隨之而來的激進。也因此每次看到有人說，你們只會酸，那你們提得出更好的立即方案嗎？或是你們說國族不好，那你們有更好在現實世界生存的方法嗎？類似這樣的意見都會讓我很惱火。 我嘗試認真的回答，我所相信那些不激進的方法，譬如以個人出發的討論，世界主義的理想，其實就是我認為迫切而重要的事。所以重點不在於我對於整個國家有什麼方向，而是我從來都認為應該先討論個人。一個人做出一個好作品，比整體文化風氣重要。一個人在思想上獨立，比起整個國家的主體性重要。我甚至不會說，因為個人最後會影響國家，因為那仍是站在一個集體的觀點。但如果勉強要這樣解釋，也可以說我不相信沒有獨立性的個人，可以成就一個進步的群體。 但是有時也會反省，一切個人出發的討論真的能應付緊急的威脅嗎？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對於展緩價值判斷這件事非常有興趣，對我而言那就是整個自由派的核心，自由派相信在價值判斷與現實之間應該有一個模糊的地帶，這個模糊的空間事實上就是消極意義上個人獨立的關鍵。如果我們反過來，相信每個人都要立即的對於現實做價值上的表態，那就意味著個人沒有一個模糊的地帶，其實也就無所謂個人。而這個信念最容易被挑戰有兩部分。一是生存上即時的威脅，這頗容易理解，因為展緩的態度在危急時就顯得好像無所作為。 第二個挑戰是在邏輯上思想有沒有可能展緩或是擱置。我們可以說我們在現實上不立即採取行動，但是我們可以說我們在思想上選擇某一個點停止媽？如果可以，那個點是什麼？針對這個困境，有一些方法是可以用的，一種是講求形式上的辨析。在台灣轉譯西方美術的過程中，經常將藝術專業理解為一種形式專業，而這種形式專業就某程度上是對應於一種思想上的溫和。他好像在說：讓我們細細的討論形式，不要急於去處理現實（譬如當時的寫實主義），這樣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專業。相對於這種想法，那些直接將藝術與個人心性、思想乃至於現實的判斷聯繫的看法，在某一時期被認為是有害於藝術專業的建立。 然而到了現代情況似乎更為複雜，以形式來對抗立即的威脅似乎行不通了，因為對某些人而言形式的討論本身就成為了威脅，它背後代表了一種西方普世性的霸權。反之，過去以為過時的心性、思想、與價值判斷與藝術的聯繫，反而漸漸成為某種對抗的手段，同時有助於藝術專業的建立。當問題進入這

說起愛這件事，我記得我老母過世不久，我的家的形體還維持著，但好像祭拜過的水果等著腐壞。我就在那時候開始玩模擬市民，一開始只是打發時間，後來自然而然把所以家族成員都創建出來，讓他們在我自己蓋的房子，重複過去我真實家庭的作息。我當時有個隱微的想法，如果我玩模擬市民的時間比起我其它時間久，那我感受家庭完整的時間就也會比不完整久。不過這其實並不是我最在意的事。 我最喜歡的是設計一些奇怪的格局，譬如讓客人進入一個房間然後我再把門拆掉，然後客人就會餓死在裡面。又或著蓋一個超酷的陽台，然後一定要有露天浴缸。有一次，我為了在屋內設計出一條水道，我有一兩個晚上幾乎不睡覺，只為了研究各種破解的方法，因為原來的遊戲並不支援這樣做。 最終我下載了一個大陸的軟件，讓我可以修改遊戲中的某些參數，然後再利用遊戲的一個bug，我把一樓的地板凹陷，讓它變成地下室一樣，然後再灌滿了水。於是一棟被水貫穿的家就這樣完成了。它是有兩棟屋中屋所構成，在他們的中間是一個室內的泳池，屋內的人可以從室內游泳池游到屋外宛如一條護城河的水域當中。從外觀上看，它像是那種度假的villa，有點架高的感覺。但因為我是利用遊戲的bug，所以實際上會出現一個詭異的情況，雖然水面在地板底下，但實際上有些地方他們又是同一樓層。如果那是一個創作，那大概是最酷最有愛的一次。

藝評王咏琳在新活水網站上發表《似如一片荒原的台灣當代攝影》（以下簡稱《荒原》），許多攝影的朋友看完都心情複雜。因為一方面她指陳出許多台灣攝影的問題（我們不敢講的）。並且期待台灣攝影發展自己的勢力，但是另一方面，攝影的壯大看來卻是要從當代藝術來擴充。在文章開始，她提出台灣當代攝影一直夾在「關注攝影本質」與「發展新攝影語言」兩種極端思維之中。雖然沒有表明何者正確，甚至也批評創作者盲目遁入當代藝術。但更多時候，作者感慨攝影界固守自己的法則，與過去前衛的攝影傳統斷裂，對當代藝術也欠缺理解。作者提醒攝影界缺乏當代藝術之中場面調度、發展勢力，與媒材論述等等能力，但是對於遁入當代藝術的創作者要學習的攝影能力卻較少提及。所以看完文章，不免得到了一種「關注攝影本質」比起「發展新語言」更為有害的印象，雖然這可能也並非作者的本意。 人文主義攝影與當代藝術的衝突？ 文章中談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那就是「人文主義攝影」（紀實、報導）本來與時代趨勢（當代藝術）並非衝突，但為何在台灣前者似乎限制了向後者的學習，讓攝影者不去面對藝術的法庭？ 我們先簡單回顧人文攝影。人文主義攝影起源自Eugence Atget（什麼都跟他有關），在兩次大戰期間，許多攝影師致力於人道關懷、發揚人性光輝，形成了一種關注人類處境的攝影傳統。我們所熟知的布列松、Eugence Smith、Robert Doisneau都屬於此類。就類型上來說，人文攝影包含了戰爭攝影、報導攝影、人道主義攝影等等。而台灣在攝影發展的歷程中，在概念上受這批攝影家影響頗深，產業上又偏重報導攝影。所以即使不用攝影本質這樣的詞彙，我們說過去台灣攝影很大一部分具有一種攝影人文主義的情懷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那這樣的傾向是否會限制了新語言的發展？人文主義攝影確實在1970之後衰退了。這有一些歷史與思想上的原因。在社會上，越戰、水門案與冷戰摧毀了對於普遍人性的信心。在思想上，1970之後藝術家對於圖像與價值之間的關係有更複雜的估計，所以那種用一張照片傳達一種價值、反映人性，乃至改變世界的宏大企圖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像Martin Parr或是Stephen Shore與Egglestone這樣的攝影，其中的人性隱晦，更不見改易世界的信念。按此歷史，我們確實可以推論人文主義攝影與當代藝術有一段距離，這個距離的長短關係到我們如何估計關注本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