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攝影展都要當代？

文 / 汪正翔

當代的創作者有一個最當代的經驗，就是幾乎所有的大展或是座談，都會冠上「當代」的名稱，從「當代新銳」、「當代台灣」到「當代日本」，表面上大家都不說，私底下卻都狐疑：到底「當代」是什麼？

就寬鬆的定義上，「當代」有三個意思：一是現代藝術的接續，二是同代持續在進行的創作、三是西方當前流行的藝術。很多時候那些冠上「當代」名稱的展覽指涉的是後兩者。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中的問題，當前持續在進行的創作有多少？如果呈現的是流行，究竟是哪裡的流行？是台灣的、非洲的還是美國的？以地域為單位的理由是什麼？即便加上一個西方，範圍也是大得不得了，且不說選擇西方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比較有意義的當代，應當不只是一個「時期」，而是一種「取向」。（不要相信那些取名叫當代可是跟你說當代只是一個時期的人，他只是懶得回答你。）譬如第一個「當代」的定義：作為現代主義的後繼與回應。但如果是這樣，策展人或是創作者是不是需要回顧一下現代藝術（主義），或著描述一下你所謂的當代概念或展品跟 1970 以後的諸多藝術發展有什麼關係，我常常懷疑當我們這樣做之後，就會發現很多東西去除掉「西方」跟「人還活著」這兩個因素，根本一點都不「當代」，譬如有一些冠以當代之名的現代主義攝影創作展。

造成這樣現象是因為台灣對於當代藝術的理解與西方產生了某種「錯位」。我們大多數人是身處在一個啟蒙以上現代未滿的社會，像是學校的美術基本上在浪漫主義之後就非常地貧乏。藝術圈中當然好一些，但是個別又有差異。如果以坊間所出版的攝影集為例，幾乎八成以上是那些現代主義大師，所以我們可以猜測，台灣當代的攝影文化最前進也約莫是「現代以上，當代未滿」的狀況。如果就更廣義而言，大眾文化中的當代，其實是當代很早期的創作，像是觀念藝術、普普藝術，這些離現在快五十年的東西，仍然被視為前衛。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自然地會用一個現代主義的概念去理解西方更後期的發展。重點不在於個人認識的藝術家數量有多少、當不當代，而是我們的思維習慣。有一個我個人的經驗，假設一個學生今天跟一個美國的老師提出一個原創的企圖，他通常會先表示興趣，然後接著討論有哪些之前的攝影流派可以參照。但是如果他是跟台灣的攝影老師提出一個想要原創的概念，他們通常會要學生回到攝影的傳統之中，讓他們熟習之後再談創造。聽起來這就是一種基本功與創造力的兩難，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任何一個淺嚐創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創造與基本功兩者都很重要，所以問題不是兩者的輕重，而是關心問題的不同。在現代主義的概念之中，讓藝術成為一個獨立之學是如此重要，它幾乎與人類存在的意義等同。而這個觀念來到東亞國家中，又加上一種後進的焦慮，所以原來現代主義中顛覆的、個人性的部分更降低，而鞏固藝術之學的念頭變得更強。簡言之，每一個在西方脈絡之中可能具有顛覆經典意義的學派，來到東亞之後可能都被當成經典來研習。如果翻閱一下台灣早期引介西方理論的藝術文章，幾乎清一色地擁戴形式探究為主的藝術專業，然後對於任何與此無關的因素（譬如民族、道德與心性）的摻入感到憤怒。他們引用的觀念是現代主義的，可是他們的態度卻不太像。同樣的在創作當中， 當我們不斷地舉辦當代展，不斷地追求當代，並希望建立建立一個台灣的當代之學，我們的目標是當代沒錯，可是卻不會變成當代 。

因為當代藝術，作為一個現代藝術反思，他討論的問題雖然五花八門，但是我們可以大致上確定那絕對不僅僅是藝術專業之學的建立，不是這種「本質」的問題，那比較像是現代主義攝影家的使命。以 “Image makers, Image takers” 這本當代西方攝影家的訪談為例，在書中沒有一位當代的攝影家會認為自己要建立一套哲學或藝術的宣言（實際上有沒有是另一回事），而這在現代主義時期卻是如此地普遍。反過來說，當我們將這些破碎的當代面貌，當成一套體系來吸收，我們可能注定就要徒勞無功。（類似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的概念。）

這或許就是對於「當代」的集體焦慮原因之一，如果當代真的像一般所理解，一切都是藝術，那當代不當代根本不構成問題。但問題是我們抱著一種虔敬的、建立攝影之學的企圖，去努力確定這個難以確定的東西，這怎麼會不讓人焦慮？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總是問自己是不是要熟習當代的全部內容，然後我才可以稱為一個藝術創作者？但正是這個問題，讓我們可能更難以進入當代。

我並不確定這樣是不是一定不好，或是問題到底有多普遍？我只是在想，東亞國家開始西化也兩百多年了，而為了掌握西方之學，東亞國家常常有種「先學好，再談創造」的取徑，但結果也往往令人失望。譬如「現代主義」是當代的時候，人們就鼓吹先學好「寫實主義」，而「當代」是當代的時候，人們就先學習「現代主義」。到頭來我們永遠抱持著前一代的觀念然後去追逐「當代」，就像不斷在行舟上刻下當代或是當代之前的一個位置，卻永遠追不上當代。因為當代可能並不是一個位置，而是我們划船的方式。

那難道我們就不要專業或是不要當代了嗎？撇除市場問題或美術館因素不談，當代是否成為問題，仍然視個別創作的關懷而定。許多時候人們能夠迴避當代的焦慮，那是他們忽略了他們詢問的問題，其實跟當代是重疊的。譬如假設一個攝影創作者對於現代主義攝影本質的探問感到懷疑，他不再相信影像背後有一個更核心的主體，那他宣稱他與當代毫無關係，其實就有點難以使人信服。相反的，有些創作的確適合一些「當代」的形式，譬如去年攝影創作者吳孟真的展覽「可道地」中，她結合了一些裝置，並且運用了雕塑的概念，去營造一個刻板文化形象的理型，這些手法看起來好像當代，但是同時她仍然保留照片平面的形式，因為那有利於一種文化的檢視。攝影與當代這兩個元素在創作當中並沒有衝突，反而搭配得很好。

所以重點並不是我們要全盤地學習或不學習什麼，而是我們始終要相信個人作為創作的主體。這就像男女朋友交往，你喜歡對方，想要裝扮成對方喜歡的樣子，這都無可厚非，但是你不能忘記了穿著有穿著的脈絡，就像「當代」有「當代」的脈絡一樣。我們一切都談當代，就像每一次約會都穿燕尾服一樣，到最後並不會很帥，而是很怪。又或者，你真的很喜歡當代，那也無妨，就像戀愛中的人會詳細調查對象的一切，核對星座與命盤，創作者或策展人也至少應該思考 1970 以後哪些內容是讓你有興趣。當我們對於當代中的某一個細節有了感覺，也許我們就不會那麼執著於當不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