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認識到的Diane Arbus就是一個注視黑暗的悲劇

「在藝術史上，為作品製造一個藝術的主體這樣的志業，猶如藝術家的某種徵兆。這個由藝術品所建構的主體，一但形成之後就會被認定為一個絕對的意義源頭。例如，藉由將藝術呈現為藝術家創意的個性表現，藝術從歷史或材質的討論中被抽離出來。藝術與公眾、社會無關，更非工作的產物。藝術與藝術家最終形成一種曲折神秘的聯繫，藝術家成為作品的主體，作品成為進入主體的超越性以及創意的工具。」Griselda Pollock, 1980

我以前認識到的Diane Arbus就是一個注視黑暗的悲劇，特別是看完Patricia Bosworth《Diane Arbus：控訴虛偽的影像敘事者》，就覺得她的作品與她的ㄧ生是如此的悲劇地相配，或是如此相配的悲劇。

可是今天讀完Catherine Lord, What Becomes a Legend Most: the Short, Sad Career of Diane Arbus。作者指出這整套Arbus的神話大有問題。至少它的源頭，也就是Bosworth寫的Arbus傳記，完全是一本缺乏歷史意識、充滿各種刻板印象的庸俗之作。（是的，這個作者就是這麼兇）

首先他把Arbus形容成一個神經的、脆弱的女性角色。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女性刻板印象，把女性平常的表現當成過度甚至病態的結果。譬如我們幾乎不會對於Edward Weston作為一個花花公子在藝術上有什麼影響產生興趣，但是對於Arbus的感情生活乃至於性癖好，傳記作者卻總是興味盎然，彷彿這是她藝術根本的驅力。

Catherine Lord提到這本書的第二個問題是缺乏藝術史與攝影史的意識。當談到1950年代的藝術氛圍，作者提到了抽象表現主義。當提到了Diane Arbus對於攝影史的思考，他提到了Steiglitz、Paul Strand、Robert Frank等等。這就像是提到了NBA說有一個光頭很強，提到佛教說要慈悲一樣，這就是一個通論性的廢話。（這也是為什麼Diane Arbus的傳記可以當成濃縮攝影史讀的原因。）

這可能不僅僅是Bosworth缺乏攝影與藝術知識的緣故。而是一個極端的現代主義評價模式中，藝術就是獨特的心靈與媒材形式的結合，與生產條件、社會背景毫無關係。所以任何攝影藝術家都可以被描述為天才如何發揮攝影語言展現原創力，就像一開頭Pollock講的那段話一樣。此種論式到今天還依然流行。

第三個問題是，Bosworth忽略了Diane Arbus具體的經歷，譬如她是一個接案攝影師，有些照片是為了創作，有些是接受委託。對於Catherine Lord而言，後者顯然更能夠看到一個「人」的主體，譬如看到她如何發展風格，如何因應環境。當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看Diane Arbus，她就是一個有事業有收入有企圖也受到限制的現實中人，而非一個飄在幽暗的角落可憐兮兮的神經質天才。

我覺得這些點都很有見地，唯一我抱持懷疑的是，如果所有的藝術家及其作品都要完全的放回具體的脈絡，那我們將難以談論藝術。因為任何創作都只是這個或那個社會力影響的結果，所謂藝術於是也只是一個各種勢力作用的場域（譬如某個藝術家為了打倒另一個藝術家，某個策展人刻意提拔了某個創作者）。當然對於這些後現代立場的批評者而言，取消藝術也沒什麼不好。但是對於創作者而言，取消藝術自身的原因就是取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