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班雅明看到羅蘭巴特、蘇珊桑塔格,再看到John Berger,感覺就是一個對攝影希望到失望又試圖重建希望的過程。1930年的時候現代攝影還是一個新鮮的玩意,班雅明用靈光來區別這種新的媒材與古典的藝術。但是到了1960年,蘇珊桑塔格與羅蘭巴特口中的攝影就不免嫌惡,前者把攝影視為資本主義的幫兇,後者則批評那些好奇務新的現代主義攝影大軍。他們問題已經不是攝影是否帶來一種新的感知,而是這種新的感知已經失控。因為攝影作為一種斷面他的意義太過於曖昧,也太容易被誤用(法西斯、資本主義、社會調查等等)。即使論者想要正面論說攝影的特質,也不能不從無話可說開始,然後以一片靜默結束,就如同羅蘭巴特所說的刺點一樣。
John Berger《攝影的異議》從承認這些對攝影的指控開始。他引用蘇珊桑塔格的兩大批評:一、照片被拍下的瞬間與觀看當下分裂,二、照片透過奇觀化與影像控制,成為資本主義的幫兇(這兩者事實上是有因果關係的,因為照片是斷裂的,當人類感知大量透過這種方式運作,人就成為破碎可量化的單元)。然而他與蘇珊桑塔格不同的是,他相信攝影仍然有敘事的意義(相較之下,蘇珊桑塔格認為無需敘事就可有意義),可是這如何可能?因為意義本身就建立在時序歷程上,攝影作為一個瞬間要有意義,要不透過文字,要不就以組圖模擬文字。
John Berger並不反對這些方法,但是他仍然試圖詢問攝影本身可否有自己獨特的實踐。而他的解決之道,是擴大這個斷面的語境(不是時間的長度),而這件事要能夠達成,仰賴兩個基礎:一個是影像(外觀)本身具有一種宛如神諭的啟示意義,無需透過文字的詮釋。二是照片可以用蒙太奇方式,使得畫面之中不同的元素,以一種故事的方在拍攝者與觀看者之間形成共識。表面上,關注外觀,而非挖掘外觀內部的意義,與蘇珊桑塔格反詮釋之說相近,或著如John Berger自己所說,這跟梅洛龐蒂相關。但實際上,John Berger在進行影像分析時,它並不是真的進行形式分析,也許身體哲學相去甚遠,他是將影像詮釋成意象,然後聯繫人類的大處境,這其實很像是弘大版本的傑夫戴爾。
透過這套方式,John Berger相信照片可以富於表現,往兩個方面發展,一方面照片體現的被拍者的主體性。另一方面照片形成歷史的記憶。這兩者看來相對,但是他們共同的敵人是基於實證原則的攝影。後者把一切事物變成不連續也因此方便計算的單位,主體在這當中被壓抑。而John Berger想做的,是透過照片語境(照片與人類感知的連續)的重建來恢復人的主體性。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左翼人文主義的思路——關注大寫的人類、尋求影像的人文解釋——只是他的敵人不是戰爭,而是市場與資本。他要求人回到具體的關係之中,就個人而言,是人與人的互動,在每一個目光交接中,人互相成為主體,而非被觀看的客體。就群體(人類)而言,人是政治社會的產物。撇除政治是會去談人道,結果就是「人類一家」。
然而我始終覺得這種從孤立的瞬間開始,然後以建立連續性的目的為意義的攝影之路未免也太過曲折。對於蘇珊桑塔格與羅蘭巴特而言,攝影不需要在無話可說之後又說出什麼。攝影的意義就是自足,不待詮釋與發展,藝術也是。但是這樣的說法攝影人本身與當代藝術也不買帳。他們更傾向於發現照片的瞬間之前與之後聯繫著什麼,畫面之外的缺席聯繫著什麼,照片的生產過程聯繫了什麼。John Berger在此顯得比較可親,但是攝影本不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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