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林跟陳奕迅日前演唱Fight as One。許多台灣粉絲感到失望，他們認為蔡依林這是幫助中國進行對外的宣傳。這件事有很多層面可以討論，譬如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中共在疫情期間的作為，演藝人員如何在國家競爭的情勢當中生存並把守原則。但我最有興趣的卻不是這些，而是這首歌的標題Fight as One。我想起了攝影史上也有一個攝影展叫做Family of man。
我們先從歧視開始談起。歧視的發生並不盡然是出於惡意而是概括，但在一開始，這些概括不見得是那麼負面。譬如說「亞洲人都會讀書」、「女生比較體貼」，或是「黑人會打球」。但是當這些描述成為了刻板的印象，然後由刻板印象再進一步演變為獨斷的標籤，譬如「亞洲人只會讀書」、「女生就要柔順」，這時候歧視就出現了。
攝影當中歧視通常表現在對於「他者」的獵奇，維多莉亞時代，許多西方攝影師前往新大陸拍攝。他們鏡頭下的原住民總是看起來強壯、原始，有時甚至旁邊還站了一個蒼白的維多莉雅婦女。這樣的照片背後反映了一種信念：他們以異文化的粗獷，相對於西方人自身的文明，於是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他們個別的差異被忽略了。有時拍攝者試圖中性的紀錄對象，譬如19世紀翰湯普森（John Thomson/1837-1921）拍攝台灣原住民。這些照片看起來不帶任何偏見，原住民總是直挺挺的面向鏡頭。但是仔細觀察之下，他們都身著節慶才穿著的服飾，身邊擺放著他們織布的工具，而這些工具其實是應該放在屋內使用的。我們不能說約翰湯普森帶有歧視的念頭，但是他確實為了展現原住民在身體、文化與經濟活動特徵，而將眼前的對象刻板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LSGyUN5UrE6VXG-SdMhTP--kz6WIYOB/view?usp=sharing
人類一家？
相對於這種將人劃分為各種刻板的類別的態度，人道主義宣稱我們都是人，而人是平等的，不因為階級、種族與國界的不同有高下之別。在攝影史上，還真的有一個「人類一家」攝影展。這個展是1955年，由當時MOMA的攝影部主任Edward Steichen所策劃。展出503幅來自68個國家、273位攝影家的照片。照片的主題大多數是正向、光明，闡揚善良人性。譬如吹著牧笛的牧童，走向光亮的小孩，或是慈祥的老太太。看著這些照片很容易激起一種人道主義的情懷，彷彿不論我們來自於什麼地方，我們都是人，因此我們都是一家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2ku21z3nlbuVIQqAzDRgyNrkNNA1DsQ/view?usp=sharing
這一切聽起來都很美好，但是「人類一家」的信念並不是沒有問題。其中之一是，人類一家忽視了現實是殘酷的，或是天真地以為殘酷的現實可以被信念所改變。當冷戰、鐵幕、核子危機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言談當中，跨國的移動變成常態（難民、移工）。當少數族裔仍然在社會上被壓迫。一個闡揚世界一家精神的攝影展，讓人天真地忽略了各個族群的差異，以及造成這種差異的不公平結構。
事實上，人類一家這個預設也不是如此的中性。論者就批評為何人類一家攝影展的英文是Family of Man，而不是Family of Woman。這反映了人類家攝影展背後仍然是一種男性中心主義：這些男性的現代主義攝影家，他們談論宏大的計畫、普世的精神，自信滿滿的「觀看」各種對象。當他們頌揚「人類」，他們講得其實是一種西方的、男性眼中的人類，而在這個視野之外，女性與非西方的族群，成為了被觀看的客體。
另外一個顯示「人類一家」的概念並非如此自然的例子是，當策展人Edwrd Steichen挑選照片的時候，他刻意選擇了那些正向的作品，甚至忽略了藝術家本身的特色。像是Eugenen Smith的照片大多數是比較沉鬱，訴說人類巨大的痛苦。但是在這次展覽當中，Steichen卻挑了一張兩個小孩子走向光亮的照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8GvLXoQAkYK6BPhVSNj299ji5-hauzt/view?usp=sharing
但是即便我們在照片當中展示比較悲慘的內容，這也不代表人道主義攝影能夠免於批評。因為觀看照片與觀看現實根本上就是斷裂的。瑪莎羅斯勒（Martha Rosler），便批評Eugene Smith這類人道主義攝影家，天真的相信照片本身就具有一種政治的意義。她引述當別人質疑Eugene Smith一張照片究竟可以改變什麼，Eugene Smith説「照片本身就是有意義的」。瑪莎羅斯勒指出，這背後有一種對於現代主義相信「形式」與「現實」連動的信念，彷彿只要形式上（畫面上）處理得宜，現實也會變得更好。人道主義攝影又把這種觀念推到極致，攝影家相信一張照片可以鼓起人的同情之心，進而讓人起而行動。但事實剛好相反，人道的照片激發的情懷是一種美感的愉悅，與照片實際指涉的對象身處在結構的壓迫中這是兩回事。有時觀看者甚至因為一種道德感的滿足，而忽視了行動的必要。
人道做為一種策略
這些攝影上的討論無非指向一件事，那就是看似進步的價值背後也是有權力的脈絡，我們必須深入它被言說的脈絡，才能夠確知它真正的意涵。它反映了對於普世價值信心的崩解解，這其實正是許多人對於we are the one，或是反對歧視這些看似進步的價值感到疑慮的地方。表面上這些聽起來都是美好的。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去了解這個言論的脈絡，我們就會發現「進步價值」必不見得如此的光亮。以譚德賽日前的言論來說，表面上他訴求普世的價值，反對任何的概括。但實際上他忽視台灣被概括為中國的一部分所造成的傷害，獨獨對於病毒等於中國人卻深惡痛絕，顯見這是一種政治性的考慮，而非出於一致的信念。
因為人道的價值必須放在脈絡中考慮，所以人類一家這樣自由派的信念看起來也不是那麼的光亮。但是我們並沒有完全放棄，因為對於身居弱勢的人而言，運用自由派的思維去反抗壓迫是有利的。它讓人正視弱勢的一方也是人。至少對外，我們宣稱我們擁抱進步的價值。只是在此同時，我們又覺得自由派的價值（如大家都是人）對我們諸多掣肘，甚至有點不切實際，所以我們又批評那些固守自由派價值的人為左膠。這個矛盾的心態，具體表現在我們對於歧視問題的態度，理論上我們不贊同將病毒等於中國人、中國人等於台灣人，或是譚德賽等於非洲同胞。但是實際上，對於「病毒等於中國人」，或是「譚德賽等於非洲同胞」我們的反應並不那麼強烈，至少不如我們對於「中國人等於台灣人」的反感。
在這個狀況下，一切價值問題（對錯問題）其實都轉變為策略問題（敵我問題），策略與策略之間並不一定要在理念上一致。策略的意義是作為一種競爭的武器。武器在此不僅是一個譬喻，也像是一種真實情況的描述。在這個防疫如同作戰的時候去認真的討論歧視，追求一種理念的ㄧ致性，對於有些人而言如同在戰場當中，呼籲大家拋下武器，不是過於天真，就是假中立。這也是為什麼當許多西方左翼的知識份子，在疫情期間憂心個人面對國家權力的擴張，呼籲普世的人權，他們的立意良善、視野宏大，邏輯也一貫，但是不知怎麼，我們無法跟著哼唱這種光亮的曲調，就像再也沒有「人類一家」攝影展一樣。
我們先從歧視開始談起。歧視的發生並不盡然是出於惡意而是概括，但在一開始，這些概括不見得是那麼負面。譬如說「亞洲人都會讀書」、「女生比較體貼」，或是「黑人會打球」。但是當這些描述成為了刻板的印象，然後由刻板印象再進一步演變為獨斷的標籤，譬如「亞洲人只會讀書」、「女生就要柔順」，這時候歧視就出現了。
攝影當中歧視通常表現在對於「他者」的獵奇，維多莉亞時代，許多西方攝影師前往新大陸拍攝。他們鏡頭下的原住民總是看起來強壯、原始，有時甚至旁邊還站了一個蒼白的維多莉雅婦女。這樣的照片背後反映了一種信念：他們以異文化的粗獷，相對於西方人自身的文明，於是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他們個別的差異被忽略了。有時拍攝者試圖中性的紀錄對象，譬如19世紀翰湯普森（John Thomson/1837-1921）拍攝台灣原住民。這些照片看起來不帶任何偏見，原住民總是直挺挺的面向鏡頭。但是仔細觀察之下，他們都身著節慶才穿著的服飾，身邊擺放著他們織布的工具，而這些工具其實是應該放在屋內使用的。我們不能說約翰湯普森帶有歧視的念頭，但是他確實為了展現原住民在身體、文化與經濟活動特徵，而將眼前的對象刻板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LSGyUN5UrE6VXG-SdMhTP--kz6WIYOB/view?usp=sharing
人類一家？
相對於這種將人劃分為各種刻板的類別的態度，人道主義宣稱我們都是人，而人是平等的，不因為階級、種族與國界的不同有高下之別。在攝影史上，還真的有一個「人類一家」攝影展。這個展是1955年，由當時MOMA的攝影部主任Edward Steichen所策劃。展出503幅來自68個國家、273位攝影家的照片。照片的主題大多數是正向、光明，闡揚善良人性。譬如吹著牧笛的牧童，走向光亮的小孩，或是慈祥的老太太。看著這些照片很容易激起一種人道主義的情懷，彷彿不論我們來自於什麼地方，我們都是人，因此我們都是一家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2ku21z3nlbuVIQqAzDRgyNrkNNA1DsQ/view?usp=sharing
這一切聽起來都很美好，但是「人類一家」的信念並不是沒有問題。其中之一是，人類一家忽視了現實是殘酷的，或是天真地以為殘酷的現實可以被信念所改變。當冷戰、鐵幕、核子危機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言談當中，跨國的移動變成常態（難民、移工）。當少數族裔仍然在社會上被壓迫。一個闡揚世界一家精神的攝影展，讓人天真地忽略了各個族群的差異，以及造成這種差異的不公平結構。
事實上，人類一家這個預設也不是如此的中性。論者就批評為何人類一家攝影展的英文是Family of Man，而不是Family of Woman。這反映了人類家攝影展背後仍然是一種男性中心主義：這些男性的現代主義攝影家，他們談論宏大的計畫、普世的精神，自信滿滿的「觀看」各種對象。當他們頌揚「人類」，他們講得其實是一種西方的、男性眼中的人類，而在這個視野之外，女性與非西方的族群，成為了被觀看的客體。
另外一個顯示「人類一家」的概念並非如此自然的例子是，當策展人Edwrd Steichen挑選照片的時候，他刻意選擇了那些正向的作品，甚至忽略了藝術家本身的特色。像是Eugenen Smith的照片大多數是比較沉鬱，訴說人類巨大的痛苦。但是在這次展覽當中，Steichen卻挑了一張兩個小孩子走向光亮的照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8GvLXoQAkYK6BPhVSNj299ji5-hauzt/view?usp=sharing
但是即便我們在照片當中展示比較悲慘的內容，這也不代表人道主義攝影能夠免於批評。因為觀看照片與觀看現實根本上就是斷裂的。瑪莎羅斯勒（Martha Rosler），便批評Eugene Smith這類人道主義攝影家，天真的相信照片本身就具有一種政治的意義。她引述當別人質疑Eugene Smith一張照片究竟可以改變什麼，Eugene Smith説「照片本身就是有意義的」。瑪莎羅斯勒指出，這背後有一種對於現代主義相信「形式」與「現實」連動的信念，彷彿只要形式上（畫面上）處理得宜，現實也會變得更好。人道主義攝影又把這種觀念推到極致，攝影家相信一張照片可以鼓起人的同情之心，進而讓人起而行動。但事實剛好相反，人道的照片激發的情懷是一種美感的愉悅，與照片實際指涉的對象身處在結構的壓迫中這是兩回事。有時觀看者甚至因為一種道德感的滿足，而忽視了行動的必要。
人道做為一種策略
這些攝影上的討論無非指向一件事，那就是看似進步的價值背後也是有權力的脈絡，我們必須深入它被言說的脈絡，才能夠確知它真正的意涵。它反映了對於普世價值信心的崩解解，這其實正是許多人對於we are the one，或是反對歧視這些看似進步的價值感到疑慮的地方。表面上這些聽起來都是美好的。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去了解這個言論的脈絡，我們就會發現「進步價值」必不見得如此的光亮。以譚德賽日前的言論來說，表面上他訴求普世的價值，反對任何的概括。但實際上他忽視台灣被概括為中國的一部分所造成的傷害，獨獨對於病毒等於中國人卻深惡痛絕，顯見這是一種政治性的考慮，而非出於一致的信念。
因為人道的價值必須放在脈絡中考慮，所以人類一家這樣自由派的信念看起來也不是那麼的光亮。但是我們並沒有完全放棄，因為對於身居弱勢的人而言，運用自由派的思維去反抗壓迫是有利的。它讓人正視弱勢的一方也是人。至少對外，我們宣稱我們擁抱進步的價值。只是在此同時，我們又覺得自由派的價值（如大家都是人）對我們諸多掣肘，甚至有點不切實際，所以我們又批評那些固守自由派價值的人為左膠。這個矛盾的心態，具體表現在我們對於歧視問題的態度，理論上我們不贊同將病毒等於中國人、中國人等於台灣人，或是譚德賽等於非洲同胞。但是實際上，對於「病毒等於中國人」，或是「譚德賽等於非洲同胞」我們的反應並不那麼強烈，至少不如我們對於「中國人等於台灣人」的反感。
在這個狀況下，一切價值問題（對錯問題）其實都轉變為策略問題（敵我問題），策略與策略之間並不一定要在理念上一致。策略的意義是作為一種競爭的武器。武器在此不僅是一個譬喻，也像是一種真實情況的描述。在這個防疫如同作戰的時候去認真的討論歧視，追求一種理念的ㄧ致性，對於有些人而言如同在戰場當中，呼籲大家拋下武器，不是過於天真，就是假中立。這也是為什麼當許多西方左翼的知識份子，在疫情期間憂心個人面對國家權力的擴張，呼籲普世的人權，他們的立意良善、視野宏大，邏輯也一貫，但是不知怎麼，我們無法跟著哼唱這種光亮的曲調，就像再也沒有「人類一家」攝影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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