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已不存在任何的替代者，世界是一個單體，一個已變得不可忍受的單體。你可能會問，這世界可曾有過可以忍受的時候？這世界難道還少過痛苦，少過不公，少過剝削？或許我們没必要做這樣的清算，但你也應該知道，现在這個世界的不可忍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歷史成就的。只要上帝存在，只要先在秩序的幽靈還在飄蕩，只要世界上還有大片土地尚未被人知曉，只要人還相信精神和物質之間存在區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仍然可以為世界的可以忍受找到合理的依據），只要人還相信人類生來就不平等，世界就並非不可忍受的。——John Berger，攝影的異議
John Berger在《攝影的異議》中曾經談到切格拉瓦的一張照片，那是他死掉的時候有一群醫生圍繞在他屍體身邊，看起如此冷峻，彷彿昭示了純粹的死亡。當時許多媒體把這張照片當成整個反抗運動的失敗，但是John Berger的看法不是這樣，他認為這張照片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告訴世界上的人，一個人反抗世界的壓迫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照片在此不只是一個事件的紀錄，而是一個人展現的可能性，一個意志的紀念碑。
John Berger以這樣的照片去對照一種資本主義的影像觀。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影像觀呢？那就是透過影像將ㄧ切等值。譬如一場車禍的畫面跟屏東有一隻豬會算數出現在間隔不到五秒的新聞；一個巴勒斯坦的士兵哀痛死去的同袍，跟一個以色列的士兵一樣悼念同袍的照片，放在紐約時報同一個版面當中，在這裡，影像活生生的脈絡，複雜的因果關係與異質的存在都被去除了，用John Berger的話來說，一個男子哭泣的照片跟一張火山照片就此並無二致。而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將作為主體的人，轉變為可以計算、動員與刺激消費的單位，影像不再是反映真實，而是壓平真實為控制所需的樣子。
沒有什麼比起現在的台灣最能反映這種扁平化的世界了。我們看到人權跟能源政策、國家定位在白紙上成為同等的選項；又像是一張 Line的宣傳貼圖與人的真實悲苦同樣讓人信服也不信服。這當然是荒謬的！人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一群人活生生的、長期的被壓迫，如此巨大的事實，如今卻被整編在幾句話之內。但是捫心自問，我也不真的了解弱勢的處境。我不像護家盟他們有很多同志的朋友，我只是偶爾聽到有人自殺，或是過的很不開心，一直吃憂鬱症的藥。如同大多數人ㄧ樣，我心裡感到難過，同時我什麼都沒做，因為那些事情終究離我遙遠。
然而壓迫這件事並不是只有在同志當中。壓迫是無所不在的。窮人、婦女、不會社交的人、長得不好看的人、少數族裔，以及殘障等等，只要身而為人，我們就活在各種莫名其妙的壓迫之中。不需要有多少進步意識，我們都能回想起某一個吃鱉的時刻，某一個我們心想憑什麼看不起我，但是自己又確實覺得卑屈。譬如我永遠記得我穿著北面外套在一個New York貴公子party之中那種寒傖之感。我也記得我拿著愛心票去搭捷運，被捷運人員好心驗票，然後又好心的取消我的愛心票的識別聲音。雖然這些相比於同志的處境的輕微很多，但那就是我人生之中所受到的壓迫。
不幸的是，人之所以悲哀就是我們無法同理的卻想像別人的情況，譬如有人是殘障卻歧視窮人，有人是少數族裔卻歧視婦女，有人比較窮卻歧視同志。我有時候在想，這是因為當歧視一個族群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比較正常，就像小時候班上總是有人跟著大家一起霸凌別人。大部分人之所以覺得自己不歧視別人，是因為我們以為歧視是我想害他，我想打他，我覺得我看不起他。但歧視是不自知的，是在意識沒有發動之前，就轉頭、皺眉。是一種莫名奇妙樹立的分類，是一種過度的親切，收緊下巴的微笑，因為這些事情太難以察覺了，我們竟然會覺得自己不是個壞人，甚至有人覺得自己很有愛，那都是對於自己有太高的估計。
在這當中最隱微的歧視其實是透過觀看。每一張苦難的照片一方面把真實的對象從脈絡中剪下，一方面讓觀看的人覺得自己變得正常。John Berger稱此為照片的本質：拍下照片的瞬間與照片被觀看的瞬間永遠是斷裂的。蘇珊桑塔格對此的批評我們都很熟悉，觀者永透過照片永遠只能看到苦難在照片中的樣子，而非苦難本身。但是John Berger試圖找回攝影的意義。他認為某些照片，它能夠回復人的主體。這可以透過兩個方向努力：一個是攝影之外的，就是去回溯歷史與記憶，使得照片重新回到具體的語境。另一種是在照片當中，發現某種畫面部分與部分之間的「同一性」。譬如兩個人眼神的對望，或是衣領與手勢之間的關係。這些東西並無法提供意義，但John Berger認為圖像本身就具有一種啟示。
我其實不太懂這個意思，有什麼樣的照片可以在這個等值的影像世界擺脫成為奇觀、資訊與簡化的事實的宿命？John Berger的方法是拓展照片這個斷面的深度，它期待人們觀看照片的時候能夠像聆聽故事一樣，觀者/聽者將自己參與在其中，把照片視為關於現實觀點總合，而非一個簡單的證據。但是我對此感到悲觀，因此沒有什麼故事能夠擺脫被這個社會化約的宿命。就拿切格瓦拉的死亡來說，即使觀看者想到了他的ㄧ生如何反抗不義，但這件事也已經被給予了一個位置。
我所期待的，是讓照片脫離這一切。我們確實不能透過照片讓人「感受」世界的不平等，讓人「看見」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但是我們可以讓照片跟所有類別無關，而我認為這或許對於現下的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所謂的歧視的根源並非來自於惡意，而是拒絕看到真實。我曾經聽過一位家長很得意的說，她告訴她的小孩公園裡面的流浪漢是喜歡睡在公園，而不是因為貧窮沒有地方去，因為她覺得小孩沒有必要知道那些。我當時完全愣住了，我知道我不論給她看不多少照片，她都會選擇隱藏其中關於世界的真相。
但是這正是照片存在的意義，我們可以將ㄧ切的話語、文字與影像都當成觀點，接受我們接受的，忽視我們所害怕的。可是一張無法被劃歸的照片，自始自終就在那裡。它的存在，就是對於這個整編的世界的抗議，是陳述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事物的存在是無法被化約。
當我們體認到這件事，我們也許還是很消極，這也是正常的，但因為了解到世界還有許多其它難以理解的部分，這或許會使我們至少不要成為壓迫的一方，不要積極地去做一件事，然後沒來由地讓另一群人身陷在制度性的壓迫之中。不要明明知道有人會因此痛苦甚至死亡，卻宣稱這是善良之必要。人生活在世界上已經很慘了，能夠讓大家減少痛苦一點，或著能夠不做一個製造大家痛苦的事情，就是身而為人對於其它存在能夠給予最卑微的善意。
John Berger在《攝影的異議》中曾經談到切格拉瓦的一張照片，那是他死掉的時候有一群醫生圍繞在他屍體身邊，看起如此冷峻，彷彿昭示了純粹的死亡。當時許多媒體把這張照片當成整個反抗運動的失敗，但是John Berger的看法不是這樣，他認為這張照片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告訴世界上的人，一個人反抗世界的壓迫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照片在此不只是一個事件的紀錄，而是一個人展現的可能性，一個意志的紀念碑。
John Berger以這樣的照片去對照一種資本主義的影像觀。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影像觀呢？那就是透過影像將ㄧ切等值。譬如一場車禍的畫面跟屏東有一隻豬會算數出現在間隔不到五秒的新聞；一個巴勒斯坦的士兵哀痛死去的同袍，跟一個以色列的士兵一樣悼念同袍的照片，放在紐約時報同一個版面當中，在這裡，影像活生生的脈絡，複雜的因果關係與異質的存在都被去除了，用John Berger的話來說，一個男子哭泣的照片跟一張火山照片就此並無二致。而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將作為主體的人，轉變為可以計算、動員與刺激消費的單位，影像不再是反映真實，而是壓平真實為控制所需的樣子。
沒有什麼比起現在的台灣最能反映這種扁平化的世界了。我們看到人權跟能源政策、國家定位在白紙上成為同等的選項；又像是一張 Line的宣傳貼圖與人的真實悲苦同樣讓人信服也不信服。這當然是荒謬的！人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一群人活生生的、長期的被壓迫，如此巨大的事實，如今卻被整編在幾句話之內。但是捫心自問，我也不真的了解弱勢的處境。我不像護家盟他們有很多同志的朋友，我只是偶爾聽到有人自殺，或是過的很不開心，一直吃憂鬱症的藥。如同大多數人ㄧ樣，我心裡感到難過，同時我什麼都沒做，因為那些事情終究離我遙遠。
然而壓迫這件事並不是只有在同志當中。壓迫是無所不在的。窮人、婦女、不會社交的人、長得不好看的人、少數族裔，以及殘障等等，只要身而為人，我們就活在各種莫名其妙的壓迫之中。不需要有多少進步意識，我們都能回想起某一個吃鱉的時刻，某一個我們心想憑什麼看不起我，但是自己又確實覺得卑屈。譬如我永遠記得我穿著北面外套在一個New York貴公子party之中那種寒傖之感。我也記得我拿著愛心票去搭捷運，被捷運人員好心驗票，然後又好心的取消我的愛心票的識別聲音。雖然這些相比於同志的處境的輕微很多，但那就是我人生之中所受到的壓迫。
不幸的是，人之所以悲哀就是我們無法同理的卻想像別人的情況，譬如有人是殘障卻歧視窮人，有人是少數族裔卻歧視婦女，有人比較窮卻歧視同志。我有時候在想，這是因為當歧視一個族群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比較正常，就像小時候班上總是有人跟著大家一起霸凌別人。大部分人之所以覺得自己不歧視別人，是因為我們以為歧視是我想害他，我想打他，我覺得我看不起他。但歧視是不自知的，是在意識沒有發動之前，就轉頭、皺眉。是一種莫名奇妙樹立的分類，是一種過度的親切，收緊下巴的微笑，因為這些事情太難以察覺了，我們竟然會覺得自己不是個壞人，甚至有人覺得自己很有愛，那都是對於自己有太高的估計。
在這當中最隱微的歧視其實是透過觀看。每一張苦難的照片一方面把真實的對象從脈絡中剪下，一方面讓觀看的人覺得自己變得正常。John Berger稱此為照片的本質：拍下照片的瞬間與照片被觀看的瞬間永遠是斷裂的。蘇珊桑塔格對此的批評我們都很熟悉，觀者永透過照片永遠只能看到苦難在照片中的樣子，而非苦難本身。但是John Berger試圖找回攝影的意義。他認為某些照片，它能夠回復人的主體。這可以透過兩個方向努力：一個是攝影之外的，就是去回溯歷史與記憶，使得照片重新回到具體的語境。另一種是在照片當中，發現某種畫面部分與部分之間的「同一性」。譬如兩個人眼神的對望，或是衣領與手勢之間的關係。這些東西並無法提供意義，但John Berger認為圖像本身就具有一種啟示。
我其實不太懂這個意思，有什麼樣的照片可以在這個等值的影像世界擺脫成為奇觀、資訊與簡化的事實的宿命？John Berger的方法是拓展照片這個斷面的深度，它期待人們觀看照片的時候能夠像聆聽故事一樣，觀者/聽者將自己參與在其中，把照片視為關於現實觀點總合，而非一個簡單的證據。但是我對此感到悲觀，因此沒有什麼故事能夠擺脫被這個社會化約的宿命。就拿切格瓦拉的死亡來說，即使觀看者想到了他的ㄧ生如何反抗不義，但這件事也已經被給予了一個位置。
我所期待的，是讓照片脫離這一切。我們確實不能透過照片讓人「感受」世界的不平等，讓人「看見」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但是我們可以讓照片跟所有類別無關，而我認為這或許對於現下的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所謂的歧視的根源並非來自於惡意，而是拒絕看到真實。我曾經聽過一位家長很得意的說，她告訴她的小孩公園裡面的流浪漢是喜歡睡在公園，而不是因為貧窮沒有地方去，因為她覺得小孩沒有必要知道那些。我當時完全愣住了，我知道我不論給她看不多少照片，她都會選擇隱藏其中關於世界的真相。
但是這正是照片存在的意義，我們可以將ㄧ切的話語、文字與影像都當成觀點，接受我們接受的，忽視我們所害怕的。可是一張無法被劃歸的照片，自始自終就在那裡。它的存在，就是對於這個整編的世界的抗議，是陳述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事物的存在是無法被化約。
當我們體認到這件事，我們也許還是很消極，這也是正常的，但因為了解到世界還有許多其它難以理解的部分，這或許會使我們至少不要成為壓迫的一方，不要積極地去做一件事，然後沒來由地讓另一群人身陷在制度性的壓迫之中。不要明明知道有人會因此痛苦甚至死亡，卻宣稱這是善良之必要。人生活在世界上已經很慘了，能夠讓大家減少痛苦一點，或著能夠不做一個製造大家痛苦的事情，就是身而為人對於其它存在能夠給予最卑微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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