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正翔
我對於鬆動藝術機制這件事很悲觀,以典藏這個概念而言,多少人是帶著著典藏的心態去觀看,多少人是帶著與典藏對話,甚或是把自己與典藏品都想成短暫的邂逅?原因並不在於如何更細緻的引導觀者進入一個全新的脈絡,而是個人相對於美術館永遠會是一個偶然的存在。
不論美術館如何宣稱放棄「再現」、放棄「永恆」,然後要從一個守衛者變成一個思考者,進來美術館的人,仍然會不斷地感到「崇高」、「靈光」,仍然會不斷地搜索相對於偶然的永恆質素。我們的確也會批判跟質疑,但是最諷刺的是,那是因為美術館叫我們質疑。這樣比起讓美術館扮演一種學院的角色真的比較好嗎?
我的意思是,當美術館同時是學院也是異議,同時是藝術的守護者也是藝術的質疑者,那結果就是沒有人任何人可以真正的挑戰它的地位,所以由美術館所建構的藝術主體,也不會有真正的變化,除非美術館自己在自己的脈絡中建立「全新的脈絡」,然後對於藝術通盤的檢討,詢問藝術如何發生。這就像讓行政院檢討行政,立法院檢討立法一樣。
這不僅僅是因為每一個機構有其作為機構不可違背的前提,而是藝術這件事在性質上與學術的真理不同。學術機構作為一個真理的檢驗單位,並不具有販售或捍衛真理的義務。但是藝術機構,譬如美術館,他的任務卻不是單純的詢問藝術成立的理由,這讓我對於一切從藝術機構之內發出的後設觀點都覺得有點擔心。
當我們說「招喚」、「再述」與「重想」的時候,這些詞彙並不如原來的意義那樣放棄了一個單一的敘述主體,一個權力的來源。相反的,他其實更讓我們確立發起著「招喚」、「再述」與「重想」的人是誰。這並不是由於美術館自身有什麼維護自身的念頭,而是當他壟斷的資本太多所致。我們很難想像有一個很大的文學機構(雖然沒有),然後發起一個質疑文學或是思考文學整體機制的活動,然後會被人認真的看待。因為如果有什麼很大的文學機構,那通常一定沒有什麼改變的可能。但是我們卻始終覺得美術館是一種前衛叛逆當代的象徵,我們覺得他會是檢討的啟動者,這真的太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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