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正翔
《南風》就像某些直白書寫鄉土的詩，譬如吳晟，不只是因為題材是鄉土的，同時也是因為他們都有顯而易見的特徵：詩性與紀實。我們可以就報導文學角度去看待這兩種性格，也可以由攝影集的角度切入，而我嘗試從後者。所以對於現實上的問題，在此就沒有考慮了。
在攝影當中，藝術的詩性是好的，鄉土紀實也是好的，但是當這兩者合在一起，卻讓我覺得不安，因為我無法面對攝影在重大現實問題，譬如戰爭或是疾病上所引起的視覺快感。多年以來，我一直以為是我自己的問題，直到看到攝影師Paul Graham說：「紀實攝影是一個記錄與藝術誤會的結合。紀實攝影家應該放棄敘事的企圖，而承認攝影所帶來的片段性。」他自己的紀實作品就像是詩一樣，透過隱喻而非記錄來逼近真實。這給我很大的信心，讓我相信多年的懷疑並非一個風格選擇的問題，而是攝影本身就有一種反敘事的特性，當創作者運用攝影來說故事時，就必定會面對這一部分。《南風》在這個意義上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正是企圖利用文字與圖像來說故事，但是這些照片卻有一種藝術品的安定感，好像抽離在故事之外。
這種紀實與藝術之間的緊張關係當然並非攝影所獨有，譬如庫爾貝的繪畫，就很難區分其中的記錄性與藝術性。但是相較於其他媒材，這個衝突在攝影之中變得更為明顯。因為攝影的對象是具體存在的，所以攝影對於對象的責任往往比起繪畫或雕塑來得更強烈。於是我們看到很多以攝影表達人道關懷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對於拍女體的緊張感）。但問題是，如果紀實攝影的價值來自於警醒，那不可避免的是當類似的畫面出現越多，人們對於悲苦的感受就會越為淡薄。王健壯曾引用Susan Sontag說「攝影如果要控訴，就必須要先震懾」這句話來讚揚《南風》，但是他忘記了Susan Sontag其實在這句話之後花更多篇幅在訴說攝影的震撼如何帶來快感，以及這種震撼如何逐漸地減弱。
另外一個紀實攝影常會面對的問題是，攝影本身是去除脈絡的產物，而苦難卻必須在脈絡之中理解。因此許多紀實攝影集會搭配文字。這兩者的合作是有道理的，攝影補足了文字沒有的感官經驗，而文字補足了攝影缺乏的脈絡。我們甚至可以將此簡化為「文字/圖片」與「紀實/藝術」之間有一個對應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南風》的照片絕對是成功的，每一張都有著飽滿的情緒，適合配上一段有關現實的文字敘述。（一個反面的佐證是通常沒有配文字的照片會比較意圖含混，借以指涉一個普遍而抽象的問題，譬如徐揚聰所拍攝的鄉下。）
但是當創作者對於視覺語言已經有很高的掌握，我們不免期待他告訴我們他所使用的語言之間是否有種主從的關係。我們當然可以在一本書當中看到散文與詩，而且兩者都有相當的份量，但更常見的情況是，藝術家選定了一個媒材來說他的話，然後用另一個媒材來配合。而《南風》對我而言就像是看到一本五十頁是詩，五十頁是學術論文的集合（尤其是最後幾頁的圖表）。這兩方面都足以讓人對一個問題有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但也就是因為太認真了，有時我感覺不到兩者的關係（或是感覺不到兩者的差異），就像看到那些穿插詩意照片的詩集一樣。
就照片而言也同樣讓我有此疑惑。有些照片就像傳統的紀實攝影，拍攝歲月刻痕的面容，表現黑白細膩的色階，有些照片則用廣角逼近群眾，有一種深入當地處境的意味，這些手法在前輩紀實攝影作品中並不陌生。另外有些照片則更有設計，似乎發展出一種近乎stage的攝影語言，譬如手掩著臉。頗有自憐自愛的無助感。又比如一些擺拍的照片，又像是何經泰的《工殤》系列，受難者拿著遺照，直直地面對鏡頭就像直直地面對生命的悲苦一樣。還有些照片卻是出於一種形式的興趣，譬如路牌在道路上的影子，稻田的延伸等等，恍惚之間，我甚至覺得好像曾敏雄的《風景安靜》一樣，完全表現純粹的美感，而不透露任何現實的資訊。另外有些照片，譬如噴灑農藥的場景，直有Eugene Smith的味道，籠罩一種神聖又反諷的光輝。
在寬廣的意義下，也就是「激發對於現實問題的關懷」，無論是人物抓拍、形式美或是擺拍都可以說俱有某種效果。又如果他們的數量沒有那麼多，我們可以理解這些照片視覺語言的關係不是太重要的，因為他們只是為了配合文字，然後在關懷鄉土的大主題之下分別產生作用。我們甚至可以將這些圖理解為說故事的幾個層次，作者也確實將照片分為風景、生活，到個別的肖像，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字敘事的邏輯，企圖讓我們理解對象的全貌，只是用攝影來表現。但是如果這些圖像作品的數量超過全書的一半，攝影者的技術又顯然超過配圖的層次。那我就會期待這些不同類型的照片除了人道關懷的大主題之外，是否彼此產生關係，特別是自身形式上的關係。我甚至期待他們與之前鄉土紀實的攝影傳統對話，因為自始紀實就不是沒有別擇的。
我們的確可以說這本書自始就不是以攝影集的目標來出現，而作為報導文學它極盡了報導文學的本質，也就是讓人知道「事實」確實「存在」，激發一種關懷，勾勒問題的面貌。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期待一本報導文學，仍考慮攝影的內在邏輯（或是面對攝影邏輯上的困境）。因為不論創作與報導，最終都是面對真實，所謂藝術不過是另一種方式深化（有時也是稀釋）人們的同情，此時善惡問題就變成了真實，同情就變成凝視。
但是也有可能以攝影來敘事，本身就是一個曖昧的方法，像是用詩來紀實一樣，它勾起了我們對於真實的情感，然而更多時候我們感受的是這個體裁本身的美（事實上有時我們無法區分拍攝一個成功的黑白時尚照，與一個紀實黑白照之間有什麼不同的準則，我們為同樣的色階感到愉悅，而不論對象為何）而在這兩者的關係沒有被試圖建立之前，我永遠會覺得內疚，因為我對於現實的苦難感到視覺的快樂，而我同時也感覺付出了同情，只為我買了這本攝影集。我怕這行為本身被當成了一種關懷，而不是關懷的起點。但這並不否認如果沒有起點，就沒有關懷此一基本而重大的事實。如同Eugene Smith所說：「我不相信完美的存在….。我拍的照片充其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我願透過它們來建議、批判和啟迪，並透過它們盡量付出同情的了解。」在這一點上紀實攝影的不完美正是紀實攝影的最大價值，《南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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