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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佰·台北》:拍攝台北,如何可能



文 / 汪正翔

伍佰在今年推出攝影集《伍佰·台北》,讓我想起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西方世界搖滾樂與攝影一直有種親近的關係,許多樂手都嘗試從事攝影創作。而攝影家也常常希望跨足搖滾樂。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Bob Dylan,他很熟悉布列松的作品,甚至在繪畫創作上模仿他。這當然是個有點尷尬的故事,因為Bob Dylan畫得並不好。但是我們不禁想問,當搖滾樂手對攝影情有獨鍾的時候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

有一個可能的共通點,攝影與搖滾都關心現世,但是這樣說並不完整,因為關心現世的方法還有很多,譬如政治或是慈善。對我而言,搖滾與攝影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用一種比較直觀的方式來回應世界。就以這本攝影集而言。在書中的台北,並非典型攝影創作中的台北。後者像是吳毅平的《台北人》,他的主題很鮮明,照片看起來都有一種構思過的趣味,而台北就如同這些趣味的集合。伍佰所拍攝的,就是日常的街道巷弄,廣告看板,還有一些藝人朋友,但也並不是用偶像的方式拍攝。感覺伍佰拍這些純粹就是那個當下有個衝動想拍下,至於畫面上或是心情上的理由可能都還在這個衝動之後才發生。

這種直覺式的攝影不免讓人想到了森山大道,他的照片總被認為是某種本能反應。譬如看到一個廣告看板上巨大身影,它本來就是醒目的,所以他拍下。看到一個女子隱身在巷弄之中,這本來就是吸引人的,所以他也拍下。由於照片是如此直接,所以有時會讓人覺得不是為什麼森山大道拍攝那樣的畫面,而是為什麼別人不拍。伍佰的作品也讓人有這樣的感覺,事實上風格上也相似。然而與森山大道相較起來,伍佰的照片似乎更為單純。單純的意思是他不像森山大道的照片仍然會引領我們去想像一個抽象的主題,譬如「性慾」。伍佰的照片看來就像是隨機的結果。

而這裡有一個看似弔詭之處是,因為伍佰的主題是不強烈的,關於形式的部分反而凸顯出來。最明顯的就是那些曲折的線條,不管是由電線或是斑馬線所形成,它們在鏡頭之下,特別是黑白的色調之中,具有一種形式的趣味。還有那些延伸的巷弄,在書中反覆出現,它的趣味不在於表現了什麼主題,而是在平面上製造了空間感。另外一種在攝影創作中也很常出現的元素,是廣告看板上的頭像,我們若以肉眼觀看可能平淡無奇,但是在鏡頭下,相機會讓虛擬的圖像看起來好像真人一樣。

這些鏡頭語言對於我們其實並不陌生,譬如很多人喜愛的淺景深,或是日系雜誌的平面感,其實都是一種迥異於視覺經驗的鏡頭語言。但是往往我們會連結了其它的目的。就以淺景來說,它的流行並不單純是因為人們喜歡探索攝影語言,而是拍攝者知道大家喜觀這個。而平面感可能是為了模仿底片,也是一種方便與設計搭配的做法,結果就是某一種視覺語言雖然被使用了,但是觀者並沒有透過這個接觸平日經驗之外的世界,甚至可能因為偏重於某一種視覺效果,讓觀賞過程更加的貧乏。而伍佰的照片並沒有這樣的傾向,它對於鏡頭語言的喜好是不帶有目的,以至於他不會刻意的使用那種效果。

那對於觀者而言,這有什麼樣的影響?我認為當我們比較直觀地發揮攝影語言時,攝影可以幫助我們看到視覺經驗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就像Eugene Atget,他所拍攝的法國街景看來平淡無奇,裡面的人物一點都不生動(這裡面當然有器材的因素,因為當時的相機體積與快門速度不利於捕捉瞬間的動作),構圖也不十分講究。Walker Evans甚至說他是一個糟糕的構圖者,但是在攝影史上他卻被許多攝影師推崇。因為那些畫面平常到好像不帶任何人的意識,而這在視覺經驗中是不會出現。評論家中平卓馬認為這些照片捕捉了一個現實的夢境。乍看之下我們不免困惑,因為這種畫面看起來到處都是,不管是伍佰或是Atget所拍攝,觀者甚至會不服氣地想「這並不難啊,我也可以拍」,但事實上我們很少會拍下,不管是藝術攝影家,或是一般的生活隨拍,因為我們的意識總會讓我們透過相片連結什麼,而非讓攝影自己說話。

對我而言,唯有後者,作為內容的台北才有可能被看見。當我們追求一種主題式的台北,我們其實是將台北化約,然後尋求淺顯的共通性,譬如一種趣味的姿態。但是當攝影者放棄這些,攝影的特性讓人接觸意識與視覺應間之外的世界,一個想像的城市於是出現。我們並不真的需要有人發覺台北的趣味,或是形塑台北的姿態。我們行走在其中本來就是有著感情。我們只是需要一個人觀看,單純的觀看,而非「觀賞」或是「凝視」,讓我們從一種匆匆一撇的狀態之中抽離,回頭來看看這些景物。伍佰就擔任這樣的角色。如果讀者信任他,相信他音樂上的天份證明了他的情感真摯,相信他不羈的性格能夠穿透真實。讀者也就能夠放下尋常的眼光,然後得到意外的興味。我們就好像跟伍佰一起在城市穿梭,一起熱愛這個世界,在那片刻,彷彿從種種束縛中掙脫。

而沒有成見與拘束的面對世界,這不正是搖滾樂帶給我們的,這不正是攝影帶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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