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討厭國族史觀？

我短暫的歷史生涯中，看過最有啟發性的幾篇論文，幾乎都是杜正勝寫的。最近看到他寫一篇有關課綱的文章，覺得學識文筆仍然很好，那些批評他去中的立委湊一打也抵不過杜正勝一根毛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文中有一個觀點，他提到，歷史教育都是有意識型態的，並且感嘆本土意識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常被人批評，可是中國意識卻不被認為是意識型態。如果意識型態是人理解事實無法去除的預設，那它的存在顯然是理所當然的。相信歷史教育之中必然有這樣的意識型態也是非常合理。但是我困惑的是，我們討厭國族史觀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第一個想到的，我們討厭國族史觀是因為國族的內涵也就是「中國」是錯的，所以我們的目標不是反對作為意識形態的國族史觀，而是反對以中國為內涵的國族史觀。我們甚至相信，歷史教育應該積極的作為一種國族意識（意識型態）建立的方法。

第二種，就是討厭國族史觀就是討厭國族史觀本身。譬如討厭預設一個主體，然後掩蓋了歷史上的異質。在這個意義上，以中國為主體，或是以台灣為主體都是有問題的，因為這都是國家民族相關的概念。（儘管我們可以說以中國為主體好像更遙遠）我們理想上的歷史教育有別的原則與目標，譬如培養一個世界公民、探究宇宙真理或是具有社會意識。

還有一種比較折衷的講法是，所謂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教育其實就是一種去國族的史觀，我們關注台灣，代表我們相信一個人應該理解自身的處境，應該關注歷史上的少數、關注傳統以國家民族為中心所遺漏的歷史真實。換句話說，這些內涵在某個程度上與以台灣為主體的內容會是重疊的。譬如台灣是貼近我們的生活的，台灣是大歷史中的少數，台灣是強調多元，所以標舉琣養台灣人的意識，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敘述與反抗國族史觀是不違背的。

對於第一種講法，我困惑的是意識型態的範圍很龐大，固然我們相信沒有純然的事實，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擁抱所有主觀的意識。從相信意識形態存在，到相信國族史觀是正當中間還有好多論述的空間，我們批評過去的國族史觀，也並不只是因為我們所認同的國族不同，那仍然牽涉國族史觀本身的問題。對於第三種講法，我覺得難度最大，雖然表面上以台灣為主體跟反抗國族史觀是可以相合的，譬如我們相信由近而遠由淺入深作為一種歷史教育的原則，既是反抗國族史觀，也是以台灣為主體。

但實際上，即便是這樣比較簡易的原則，也會有邏輯上的困境，譬如如果我們肯定由近而遠是歷史教育的基本原則，那我們如何排除社區的甚至於更小地理單位的歷史。我們可以說，地理關係並不代表與人的密切程度，所以社區的歷史不見得比台灣的歷史與我們更密切。那這樣的話，地緣就不是一個根本的標準，我們必須提出其它編寫歷史的原則，譬如文化上的親近程度，那此時我們怎麼與同心圓史觀區隔呢？我曾經看過一個政大的教授，說我們的歷史應該培養學生成為台灣人跟世界公民，基本上就是這種折衷論述的產物。即便我們相信這兩者在某個層次上是相通的，在實際教材安排上也是困難重重。

我比較相信第二種想法，我們討厭國族史觀，就是不想要再有一個以政體、地緣與血緣為基礎的歷史敘述方式，我們討厭那種個清楚明白堂堂正正的世界。我們相信有其它更有價值的歷史敘述單位，譬如「人」。但是這種世界主義的觀點是最不適宜現代世界。我們可以接受在這樣的想法上，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去理解一個與人類乃至宇宙密切相關，但是與我群看似關係遙遠的內容？歐洲思想史的作者曾說，歐洲的思想歷史並非一個綿綿相續的過程，而是有幾盞孤燈，在歷史的黑夜之中忽明忽滅。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史觀嗎？我們關注歷史通常就是因為關注現在的自己，關注自我是如何形成的。

到最後我覺得我們只能說反對以中國為中心的國族史觀，是因為那個方式的弊害是已經清楚的，而且它的勢力仍然強固。我們只不過從這個極端當中稍微往回走一些。但是這當中又牽涉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在杜正勝的生命經驗中，本土意識的發展是他人生後期所出現的，方興未艾的一小段時期，由於相比於他整個人生這是如此的短暫，所以他時時憂心會無以為繼。有時候我聽他上課甚至有種感覺，由於這樣的反抗（反省）是如此的難得，以至於一些理論上的粗糙都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對於三十歲以下的人而言，本土意識是熟悉的（但不見得真的落實），至少比起中國意識聽起來正當許多，他們沒有那麼擔心本土意識的消失，因此也比較不能體會那種救偏補弊的心情。我以前甚至聽過學生說，台灣歷史好無聊，我想要讀三國。表面上這是一種沒有主體性的表現，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一種台灣主體的危機意識，他不能體會台灣歷史本來就是一個尚待研究充實的新領域，相比於已經故事化成熟的三國，自然沒有那麼好看。我們可以教育他理解那個危機程度，但是那種時代整體的氣氛終究還是有差異。這個狀況就像錢穆當年是反抗西方對於中國歷史的偏見，反抗一種壟斷的史觀，結果現在卻被當成國族史觀的範例，想想真的很吐血，但是也不能說什麼，因為時代不一樣。

總之就是沒有結論，搞歷史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