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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我們有感知與我混在一起了

我們誤會一件事了，我們把我們有感知與我混在一起了。我們遭受所有的事情都會有一旁觀者，所以我們說，那就是我啊。但事實上我們只是剛好在場，我們根本無法證明那一個被我們觀看的對象有什麼特別之處。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他/我的世界，可以感受他/我的痛苦，但是我們仍然是一個旁觀者，因為我們無法控制他向所有其他人一樣，為難過的事難過，為高興的事高興，為應該光芒的時候光芒，為衰頹的時候衰頹。我們以為的我，並不真的受我們驅動，否則我們就不會為自己難過了，我們會坦然的接受那就是我，縱然外貌與別人一樣，縱然秉性與別人一樣，但是我們打從心底知道那是我。我們從不曾知道這件事，因為我們心底恐懼著，我們只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觀看著，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獨有之處。但是真的有一天，我們相信這件事，我們也不會恐懼了，我們會漠然地讓所有的情節集合在我們眼前然後又消散，我們甚至會失去了感知，最後只剩下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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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告訴我創作是什麼？

最近在想一個笨問題，到底創作是什麼呢？通常我們都是觀察到一些已經成名藝術家是老師或是前輩，然後從他們的行為與作品當中，得到一個模糊的創作定義。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就會發現這樣行不通。當討論藝術的時候，我常常覺得我們到底是不是在說同一件事情。於是我們開始思考各種創作的定義，譬如面對自己、表現自己、證明存在、發現真實、視覺刺激、得到滿足、人類本質或是融貫說、形式說這類的答案。 如果我們抱持著藝術可以有多種定義或甚至不必定義，那其實問題也就結束了。譬如運動也是一個在寬鬆定義下進行的活動，很少人會追問運動的本質。但是創作是這樣嗎？舉例而言，我們常常秉持一個綜合性的標準：所謂的好作品，就是追求一個形式上特殊、然後產生某種轉化，然後又連結到某種已知的意義或是現實的作品。至於哪一個是創作的核心，哪一個只是附加的好處，我並不清楚。而且這比起以藝術現實為藝術的想法，並沒有好到多少。 假設我們想要進一詢問在這諸多定義之中，哪一個是創作的核心，那各種關於內容的說法，譬如透過藝術連結真善美、社會現實與人類歷史的率先會被排除，因為在我的經驗之中，藝術品是在處理內容，而不是內容本身。像是有好內容的作品可能有濫形式，有敗德的內容卻可能有好形式，後者在我看來當然更像是藝術品。 那趨向個人內在的解釋呢？如果藝術是一個面對自己的活動，事實上常常也是，那我們要如何跟別人討論呢？當我們說藝術很難有一個普遍的標準，這跟藝術只能心證還是有相當的距離。這就像我們討論觀念（譬如正義）跟說今天感覺天氣很冷，雖然都是主觀的，但在嚴格意義上是不同的知識範疇。還有一種說是說藝術是抒發自己，其實我很相信這一個，然而抒發自己的手段有很多，從大叫到唱詩都是，我們很難說這都是藝術。即使是好了，我們一樣要面對如何討論的問題。 所以最後我唯一能夠接受的，只能藝術是一種感性形式上的翻新。這也符合我們一般的經驗。創作者不管處理的題材、內容有高有低，有嚴肅有不嚴肅，但是共通的是發現一個從未有過的感性經驗，而這是世界上其它活動所無法替換的。 然後這裡仍然有問題，所謂的新，即使我們定義為「前所未見」，那仍然會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新的對象是誰？是創作者自己覺得新？還是觀者也要覺得新？如果只考慮創作者，那一個在與世隔絕小島上的藝術家每天一定覺得自己的作品很新。如果是後者，哪些觀者是我們要考慮的？是藝術家還是所有人？ 另外一個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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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學

貝克夫婦 最近幾年台灣超愛講類型學，但是我總是覺得哪邊不對勁。直到最近看一篇文章講deadpan跟貝克夫婦。裡面強調貝克夫婦的作品有一個特徵就是刻意降低環境細節，不論是社會的、文化的還是自然的（譬如有時間感的天光），他們甚至抹除可以作為比例尺的物件，好讓他們的東西看起來不是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之中。如果我們跟The Americans，或是Edward Steichen的聯展The Family of Man放在一起看，他們都有一種從國族之中解放出來的心態。貝克夫婦的作品當然仍然是社會的，但是那個社會的知識（way of knowledge）是與觀看的方式（way of seeing）而非一些文化的符號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而台灣很多宣稱具有類型學的概念的作品，缺少了那個表現idea type的抽象氣質。他們並不是將許多東西並置，然後透過那種相似性，看出一個事物「形式」。反而比較像是拍攝一個已知的類別，然後方方面面的去表現它們在現實之中不同的特色。同時，我們也很喜歡帶入環境的線索，好像是在告訴觀看的人這些重複的事物，是某種區域美學的展現，這與貝克夫婦脫離特定時空的做法相異。最最最直觀上差異就是，貝克夫婦的東西明明是很deadpan的，但是不知道為何「台灣類型學」視覺上的張力都馬要很強。強到你會一直覺得你處在那個特定的時空，而不是抽象的某種理型世界之中。 當然也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才是類型學，你也可以做一個作品然後完全沒有這些特徵，然後宣稱跟類型學有關，只是那個關聯就只是拍很多同類型的東西，然後構圖在中間，望文生義的程度其實跟觀念攝影就是講觀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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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照片要有故事性？

攝影鬼打牆之二是故事性，我猜應該是討論熱度數一數二的關鍵字。我們都聽過一個說法：「好照片要有故事性」，但實際上這個說法包含了好幾種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提的故事性是指要有一種戲劇的情節。有些人說的是要與現實有關係，譬如我拍這個人，要讓觀眾從照片中可以理解他的背景乃至於生命經歷。有些人說的故事是一種虛構的能力，這時就不一定是要有情節，或著是再現對象的現實處境，而是從現實之中創造、幻想出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很明顯可以發現這幾種說法根本講的完全不同，甚至彼此衝突。譬如以故事為一種現實的延伸，跟故事作為一種虛構的技藝就有一種緊張的關係。而這個矛盾的現象根本上由於我們對於故事的不同理解產生。John Berger與Susan Sontag曾經有一場對談，他們從故事的起源說起，故事是一個在真實與幻想之間的奇特存在，而John Berger側重故事與真實的關係，故事是如何呼應了心中的情感與經驗。但是Susan Sontag提及故事的另一種型態，我們可以完全對故事沒有經驗，但是依然喜愛。 John Berger修正他的說法，將故事描述為撰寫者、記述者，與聽者三者之間主觀的交會。但是Susan Sontag說她無法感受到後兩者的作用（因此故事可以只是一個撰寫者的幻想，一種人文界的科幻小說）。Sunsan Sontag認為這或許這與「說/聽」故事與「寫/讀」故事的型態不同，將聽的過程中，讀者可以幻想自己同時是一個聆聽者，也是其中一個角色。Susan Sontag不同意John Berger混同「說」故事與「寫」故事。她認為一旦進入「寫」故事的歷程，那就是另一種型態的故事。譬如故事中有各種寫作形式的操作，像是將多個故事合在一起，類似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所以寫故事是一種相對於說故事飛躍的變化或擴張。 John Berger認為其實在說故事當中，也存在於這種多個故事並存的現象。Sonsan Sontag認為在程度上仍有不同，小說中可以打破時間性，對於某一小時並置的現象詳加描述，但是口說則不能。John Berger提出夢境以為比喻，夢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有意義的，就像故事一樣提供一個融貫的形式。而Susan Sontag對此感到不解，並懷疑為何故事必須要有意義，或是對於人生有所關係，這僅僅是故事的一種類型，還有許多故事並不會（需要）勾起特定的人生經驗。 原本的對談很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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