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新活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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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翔
那天朋友在草原自治區舉辦一個生日party，那是我第二次聽到這個地方。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其實不太想去。因為覺得這裡一定會吸引很多攝影師前去拍照，凡是大家覺得好拍的，我通常都會抗拒。但是這一次因為是朋友的聚會，所以我可以給自己一個藉口。嘴巴上雖然我很不情願，但是實際上我還是帶了一台相機。一到現場，馬上就碰到了一位攝影愛好者，他正手持離機閃光燈拍我的朋友。我本來就料想攝影師會來到這邊，但是真的看到心裡面還是有一個大大的疑問：為什麼攝影師都要來這裡拍照？
答案看來顯而易見，因為這裡有很多奇怪的自造建築、裝置藝術與奇怪的人，而能夠拍到奇怪的東西，通常就會被認為是一張好照片。而且那些凌亂的木頭、帳篷本來容易在照片之中製造許多好看的細節。如果有人在這邊演奏音樂、或是開party，他們放鬆甚至狂亂的姿態，在畫面當中也會很有張力。這裡有著一切好照片需要的元素，那我在抗拒什麼。
（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呼喊攝影大哥來拍照，我用比平常亢奮一點點的聲音，大喊三二一，順便說一個不好笑的笑話。）
一直以來攝影都偏愛城市當中某種脫序的、邊緣的景觀。Allen Thomas曾經說：「這個世紀（20世紀）最常見的紀實攝影就是拍出一排後巷的居民，通常是婦女、小孩，或是隱身在其後的男子⋯⋯這些照片總是值得一看的，因為他們看來如此坦率，直直地面對相機，就像那些被異國的原住民第一次被遠征隊拍下一樣。」在這裡尋城市當中的暗面，被形容像是尋找新大陸的異族ㄧ樣。
攝影者如此偏好ㄧ種相異於自身的存在，可能與攝影一開始就具有一種中產階級性格有關。攝影史家傑佛瑞（Inn Jeffrey）解釋因為只有中產階有錢使得他們能夠持有昂貴的相機器材，有閒使得他們能夠穿梭在街頭。於是大量衣冠楚楚的攝影愛好者，帶著好奇之眼走上了街頭。當他們面對那些雜亂的景象，就像古典時期的人看到精神病患，回過頭來確立自身的正常。
但是這種奇觀逐漸在城市之中消失了，就像無人發發現的處女地在世界上絕跡。攝影師此時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離開城市，然後去更蠻荒的地方拍攝文明邊界的人。另一個讓自己的眼睛變得奇怪，然後拍下那些城市之中叛逆的意象。前者的結果通常未盡如人意，因為前進蠻荒需要資本，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長期的留在當地，我們就只能捕捉到一張張充滿刻板印象的文明邊疆。這或許是麥可山下（Michael Yamashita）或是史蒂夫麥柯里（Steve McCurry）這類型的攝影師仍然大受歡迎的原因，他們代替了我們前往異地，即使他們的照片看起來仍然充滿刻板的異國情調。
在城市之中尋找文明邊緣比較能夠避免這種奇觀的批評。攝影者並非追求一種不同階級或不同文明所造成的奇觀，而是尋找一種未被規訓的影像。但這個方式並不比較容易，因為現代世界已經沒有一種影像不是經過人為地製造了。從報章雜誌、電視新聞乃至於各種廣告看板，我們被禁錮在一個龐大的人造影像條監獄當中。但是更嚴重的不只是這些影像的不天然，而是背後有一種莫名的邏輯貫穿在其中，不知不覺得影響了我們。
譬如台灣各個景點的公仔、人形立板與牆壁的彩繪，他們總是吸引大批的遊客來拍照，甚至最後成為了人們視覺上主要的目標。然後這種行為又會回過頭來製造更多公仔、立板與彩繪。每次目睹這個景象，我都覺得無比的荒謬。我們當然不是罪犯，也不身處於環形的監獄之中，受到一座高塔所監看。可是就在我們的心中。我們仍然無時無刻都在想象，如果我們拍下了這張照片，它「被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這個被看的意識會進一步支配我們的身體，乃至於規訓我們所製造的影像。
（我腦中浮現一個媽媽帶著小孩來到花海的現場，雖然花朵零零落落，但是媽媽還是興致勃勃的要小孩擺好姿勢拍照，然後跟小孩說，這「看起來」一定會很漂亮。）
草原自治區看起來像是這種「異化」與「規訓」的對立面，「自治」就是一種拒絕被馴化的宣言。而那些手作的建築，藝術、音樂的介入，象徵著這裡應該為自己而存在，而不是為了服務商業或是虛幻的影像世界。可是有幾個原因，讓我對此仍然悲觀。第一個是這個場地是有簽訂合約的，所以他並不能算是一個衝撞體制的蠻荒。第二個，更重要的是，我發現這裡也成為「被觀看」的地方。譬如有攝影師專程來這裡，甚至出現了外拍的族群。就「體制」與「被觀看」的狀態而言，自治區並不真的自治, 那片草坪更像是一個監獄中犯人放風的所在。
我想起了2011年我曾經在美國拍攝「佔領波士頓」（Occupy Boston）的活動，這個從「佔領華爾街」開始的抗爭，曾經也訴求一種未馴化的姿態，譬如他們在公園搭起了帳篷，宣稱他們進行一著佔領的動作。我無意說佔領波士頓與草原自治區這兩者在政治、經濟條件乃至規模上有什麼可比之處。而是純粹回到一個攝影師的視角，我發現拍攝的經驗十分的類似。一開始我其實就是抱著那裡一定有很多可以拍的心態前去拍照，就像我在草原自治區碰到的攝影師一樣。結果也確實如此，鏡頭之下每一個畫面都不尋常的如同預料，因為這裡的所有活動本來就意圖反抗某種正常。但是當我審視我拍的照片，我覺得攝影謀殺了這些叛逆，因為我把這些主體發動的行為變成一張張呈現奇觀或叛逆的照片。
（我翻找我當時拍的照片，奇怪的是，影像中的她們比起現場的他們更為叛逆。）
更讓我手指在快門上猶豫的是，我懷疑沒有奇觀是真正的奇觀了。每一種影像，我都可以找到一種影像上的源頭。譬如這些抗爭讓我想到某個新聞上的畫面，某張伍茲塔克的海報、某個ig上也來到此地的攝影師所拍的照片。我感覺真實就像是所謂的「擬像」——影像不再源自於真實，而是各種模型，如同MTV一樣。而當我回到台灣，ㄧ樣拿著相機，面對看來相似的帳篷與草地，我更強烈的感受到影像的重複與再造，我還是不知道要怎麼拍，才能讓這些叛逆不會在成為影像之後被馴化。
在這個當下我忽然能夠理解中平卓馬對於《Proboke》時期的反省。早期他拍攝那些晃動、粗顆粒的照片，也是一種對於現實的抗議。可是當他發現這樣的照片竟然被用於觀光宣傳，甚至成為一種新的美學風格（至今依然如此），他意識這種叛逆是無效的。所以他開始思考創作應該與創作者的意旨，以及風格的表現都無關，如此照片才能避免在當代世界中被各種權力所利用。
（「攝影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做為自身生命的主體，克服困境而活著的當下之紀錄」——中平卓馬）
如果中平卓馬精神沒有出狀況，或著他多活一些時間，也許我們就會看到他如何運用照片對抗這個世界，而不是只有《植物圖鑑》那幾張，可惜我們沒有看到那一天。我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攝影師必須對於任何「被觀看」或是「可觀」保持戒心，因為現實對於我們的統治並非透過暴力而是透過觀看，所謂真正的「自治」或許也就是一種拒絕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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