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我曾經在中山區執行一個拍攝移工的計畫。我很意外的發現整個過程其實並不會很緊張，一方面可能是我的皮膚較黑，所以他們以為我也是移工，很多人都直接跟我說英文。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在關心他們，而不是打擾。如果跟我以前在美國拍攝白人相比，後者會讓我緊張得多，我深怕我一個不小心冒犯了他們。
這裡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對於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族群，他們的形象如同他們的資產ㄧ樣，當你拍攝他們，你覺得你是在跟他們商討。但是拍攝移工或是其他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族群，讓我覺得我不是在借取一個個人的資產，而是在呈現普遍的人性。（當然得到同意與尊重還是必須）
這本書當中的影像也呈現了人性的一面，他們有些人帶著女朋友，有些人出遊，有些人在用餐，還有些人在工作。這些照片也比較少攝影師的擺設，也許有ㄧ些光線位置的考量，或是特別物件的安排，譬如長笛、腳踏車，或是手機，但是人的肢體大都是很日常的狀態，觀看的人很容易感受那種想要呈現「自然」的企圖。
但是這樣的自然並非沒有前提的。因為我們並不會拍攝一般的台灣人的食衣住行，那很難形成一個主題。我們也不會僅僅拍攝波士頓白人的日常，然後感覺它透露了人性。只有特定的族群作為前提，才能使得「日常」成為一個關於普遍人性的主題。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覺得一個特殊的族群足以反映人性，另一個特殊的族群卻是一個個獨自的人。是不是因為某個族群在社會經濟上處於弱勢，這個共同的命運，讓他們成為一種展現人性的載體。而那些相較而言，比較不弱勢的人，譬如白人、或是在台灣的一般人，我們的命運是各式各樣的，因此也無法找到一個共同的宿命。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降低形式上的安排更能夠表現人本來的模樣？攝影之中並非沒有別的的方法，譬如布列松的照片，它運用了許多蒙太奇的手法（形式），藉此表達普遍的人性。但是如果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搭配相對直白的詩句，或是移工的主題，感覺就有點奇怪。這說明「自然的人性」在照片之中仍有許多不同的差異，有些與普遍的人性相關，有些是指涉一個特定的族群的共性。
文章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6月號
這裡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對於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族群，他們的形象如同他們的資產ㄧ樣，當你拍攝他們，你覺得你是在跟他們商討。但是拍攝移工或是其他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族群，讓我覺得我不是在借取一個個人的資產，而是在呈現普遍的人性。（當然得到同意與尊重還是必須）
這本書當中的影像也呈現了人性的一面，他們有些人帶著女朋友，有些人出遊，有些人在用餐，還有些人在工作。這些照片也比較少攝影師的擺設，也許有ㄧ些光線位置的考量，或是特別物件的安排，譬如長笛、腳踏車，或是手機，但是人的肢體大都是很日常的狀態，觀看的人很容易感受那種想要呈現「自然」的企圖。
但是這樣的自然並非沒有前提的。因為我們並不會拍攝一般的台灣人的食衣住行，那很難形成一個主題。我們也不會僅僅拍攝波士頓白人的日常，然後感覺它透露了人性。只有特定的族群作為前提，才能使得「日常」成為一個關於普遍人性的主題。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覺得一個特殊的族群足以反映人性，另一個特殊的族群卻是一個個獨自的人。是不是因為某個族群在社會經濟上處於弱勢，這個共同的命運，讓他們成為一種展現人性的載體。而那些相較而言，比較不弱勢的人，譬如白人、或是在台灣的一般人，我們的命運是各式各樣的，因此也無法找到一個共同的宿命。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降低形式上的安排更能夠表現人本來的模樣？攝影之中並非沒有別的的方法，譬如布列松的照片，它運用了許多蒙太奇的手法（形式），藉此表達普遍的人性。但是如果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搭配相對直白的詩句，或是移工的主題，感覺就有點奇怪。這說明「自然的人性」在照片之中仍有許多不同的差異，有些與普遍的人性相關，有些是指涉一個特定的族群的共性。
文章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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