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自己的無所作為

每次在這種時候我就會覺得哀傷，因為我無法有激昂的情緒，也對於將來感到悲觀。我很快的就退回自己的內心世界，相信藝術跟批判現實一樣的重要，或是保持著一種研究至上的態度，好解釋自己的無所作為。

我發現這並不是什麼特有的想法。余英時曾提出的一個問題：當知識份子面對複雜難解的現實問題，究竟可不可以展緩價值的判斷。許多親自由派的學者都有這樣的看法。譬如胡適強調專家、林毓生區分意圖與責任倫理、張灝研究個人主義為何無法發展、余英時哀嘆1922年之後，中國失去一個價值判斷之外的範疇。他們所共同反對的是一種由內心無限向外擴張的價值體系，並且相信這是後來激進主義的根源。

基於這樣的想法，對於立即的判斷、集體的行為或是個人的崇拜就會有一種恐懼，因為這樣的作為卻會壓縮那個擱置價值判斷的獨立空間，即使目標是正確的。我對於社運的距離感其實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但是我們真的可以擱置價值的判斷嗎？

當現實有立即需要解決的問題時，擱置判斷或是排斥集體作為，通常便是選擇現狀。這有一個危險，就是將想要展緩價值判斷或是相信個人主義的人，與維護現實的人混在一起。我們的確可以就態度上加以區分，譬如前者感受現實的無奈，而後者則是以現實的無奈來批評行動者，而這正顯示他們對於立場的選擇是沒有疑惑與同情。然而在實際作為上，兩者在短期內並沒有什麼不同，而對於一個弱勢的國家，他們所真正欠缺的正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