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正翔
有一類的作品,攝影者私低下會稱之為「奇怪眼」,就是創作者會用奇怪的視角捕捉城市之中看來毫不起眼的物件,或是物件的關係。乍看之下他們與組織世界的街拍的前輩並沒有不同,可是實際上卻有差異。後者是將現實中的世界組織成一個新的秩序,如Nagy的作品。而前者卻是將事物轉變為另一種事物,一種非得透過「奇怪眼」才看得見的東西。
楊雅淳的作品是這些奇怪眼當中最奇怪的。確實我們看到的物件被重組,看到線條、色調被凸顯出來。然後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這些事物並沒有那麼主觀,沒有很多構圖或是色調上的操作,也沒有抽象到成為了攝影者自己的心境、一種私密的奇景。楊雅淳的物件看起來就是「那樣子」。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眼當中卻又冷靜客觀的性質。事實上楊雅淳的作品一直有這樣的特色。她喜歡拍攝「過渡」,譬如腐敗的食物,又或是颱風過後的公園。但是同時她讓你覺得,這些過渡其實才是事物本身。這是楊雅淳作品看起來帶有客觀性的原因,所謂的客觀在此意指,這是一種事物本質的狀態,是一種存在而非樣態。
但這裡又有一個奇怪的事情,如果楊雅淳捕捉了某種過渡表象之下事物的本質,那我們要如何理解她又把這些東西拼湊在一起?因為發現物件抽象的性質是一回事,發現事物因為相互關係而形成一種特質是另一回事,而後者會比前者更來得搶眼,當我們注意相互關係的時候,事實上,事物本身的特質其實就不是那麼明顯了。
如果我們把幾種「奇怪眼」式的攝影列出來,「捕捉」街上的視覺奇觀是一類,捕捉事物本質的狀態是一類,表現相互關係是另外一類。如果第一種跟第三種結合,一般我們會更容易理解,因為單張照片本來就只是一種主觀的視覺體驗,當他們被拼湊再一起時,也沒有什麼自身好失去。事物不斷地在相互關係之中,解構再重組再解構,像是陳藝堂的某些作品。可是楊雅淳這次在朋丁的展覽讓我覺得處於後兩者之間。圖像本身是強烈的,但是圖像與圖像之間卻又有新的關係。
我想到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假設攝影是一種語言,楊雅淳並不是以此為一個工具,然後去表達客觀的真實,她也不是走到主觀的那一端,把攝影語言當成情緒的抒發。她更像將語言視為一種真實的指示,我們無法繞過它去體會真實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拍攝過渡狀態的物件,跟組織多張照片的關係,就像是一種語言關係的建立。(譬如新鮮跟腐壞是一種關係,照片與照片也是一種關係
也因為這個關係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所以楊雅淳的作品與一般奇怪眼的照片相比較,感覺更為複雜,確實我們都看過那些看來毫不相干的畫面,被並置在一起然後發現其中線條或是圖式的對應。楊雅淳也有些組合是這樣,但更多時候她把整個難度拉高,彷彿她心中有一個真實的經驗,一個認識世界的機制,而不僅僅是視覺上的趣味,來幫助她安排各種照片的位置。
楊雅淳在座談中談到了減法,我想到了極簡的繪畫。它的目的並不是突出形式,而是讓主體有更多的空間,類似行為藝術一樣。某種程度上我相信拍照對她而言始終是一個行為,一個會激發情緒與聯繫生命意義的動作。看展的人多少也被邀請參與了這場表演。你不僅僅是跟著她的視角看到城市之中的「糜爛」與「野性」,更像是一起發現真實的語言,或著,保守的說,發現一個讓她覺得這樣可以繼續下去的東西。
有一類的作品,攝影者私低下會稱之為「奇怪眼」,就是創作者會用奇怪的視角捕捉城市之中看來毫不起眼的物件,或是物件的關係。乍看之下他們與組織世界的街拍的前輩並沒有不同,可是實際上卻有差異。後者是將現實中的世界組織成一個新的秩序,如Nagy的作品。而前者卻是將事物轉變為另一種事物,一種非得透過「奇怪眼」才看得見的東西。
楊雅淳的作品是這些奇怪眼當中最奇怪的。確實我們看到的物件被重組,看到線條、色調被凸顯出來。然後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這些事物並沒有那麼主觀,沒有很多構圖或是色調上的操作,也沒有抽象到成為了攝影者自己的心境、一種私密的奇景。楊雅淳的物件看起來就是「那樣子」。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眼當中卻又冷靜客觀的性質。事實上楊雅淳的作品一直有這樣的特色。她喜歡拍攝「過渡」,譬如腐敗的食物,又或是颱風過後的公園。但是同時她讓你覺得,這些過渡其實才是事物本身。這是楊雅淳作品看起來帶有客觀性的原因,所謂的客觀在此意指,這是一種事物本質的狀態,是一種存在而非樣態。
但這裡又有一個奇怪的事情,如果楊雅淳捕捉了某種過渡表象之下事物的本質,那我們要如何理解她又把這些東西拼湊在一起?因為發現物件抽象的性質是一回事,發現事物因為相互關係而形成一種特質是另一回事,而後者會比前者更來得搶眼,當我們注意相互關係的時候,事實上,事物本身的特質其實就不是那麼明顯了。
如果我們把幾種「奇怪眼」式的攝影列出來,「捕捉」街上的視覺奇觀是一類,捕捉事物本質的狀態是一類,表現相互關係是另外一類。如果第一種跟第三種結合,一般我們會更容易理解,因為單張照片本來就只是一種主觀的視覺體驗,當他們被拼湊再一起時,也沒有什麼自身好失去。事物不斷地在相互關係之中,解構再重組再解構,像是陳藝堂的某些作品。可是楊雅淳這次在朋丁的展覽讓我覺得處於後兩者之間。圖像本身是強烈的,但是圖像與圖像之間卻又有新的關係。
我想到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假設攝影是一種語言,楊雅淳並不是以此為一個工具,然後去表達客觀的真實,她也不是走到主觀的那一端,把攝影語言當成情緒的抒發。她更像將語言視為一種真實的指示,我們無法繞過它去體會真實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拍攝過渡狀態的物件,跟組織多張照片的關係,就像是一種語言關係的建立。(譬如新鮮跟腐壞是一種關係,照片與照片也是一種關係
也因為這個關係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所以楊雅淳的作品與一般奇怪眼的照片相比較,感覺更為複雜,確實我們都看過那些看來毫不相干的畫面,被並置在一起然後發現其中線條或是圖式的對應。楊雅淳也有些組合是這樣,但更多時候她把整個難度拉高,彷彿她心中有一個真實的經驗,一個認識世界的機制,而不僅僅是視覺上的趣味,來幫助她安排各種照片的位置。
楊雅淳在座談中談到了減法,我想到了極簡的繪畫。它的目的並不是突出形式,而是讓主體有更多的空間,類似行為藝術一樣。某種程度上我相信拍照對她而言始終是一個行為,一個會激發情緒與聯繫生命意義的動作。看展的人多少也被邀請參與了這場表演。你不僅僅是跟著她的視角看到城市之中的「糜爛」與「野性」,更像是一起發現真實的語言,或著,保守的說,發現一個讓她覺得這樣可以繼續下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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